在星辉斑斓的夜晚，我手捧《史记》，翻至“屈原贾生列传”一节，字句间流连忘返。屈原之言如石落湖心，泛起层层涟漪：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……身察察者，汶汶之物奈何？”斯人已逝，投江之举，如石沉大海，令人唏嘘。我阖上双目，心中感受那穿越时空的浩然之气，更对屈原的愤懑与投江的绝决，生出了深深的同情。
司马迁曾赞屈原之志，“可与日月争光”。在往昔的封建时代，忠诚如他，确是统治者用以钳制思想、巩固权力的至上典范。然而，屈原之志，在今朝是否依旧适用？其价值是否依旧璀璨？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。
诚然，“心死莫大于哀”。屈原满腔忠诚却遭谤，一片诚信却遇疑，最终化为汨罗江中的一缕幽魂。但，若他有寻死的毅然，又为何不能将悲痛化作力量，寻得新生？他大可放眼四海，投奔明主，或隐于山林，以笔墨抒怀。如此，既不必“受物之汶汶”，又能让自己的才华得以传承。要知道，即使当世无明君，未来必有贤达。纵然一生未能振兴楚国，精神与才华的流传，便是中兴之望的星火。投江之举，实非明智之选。
屈原之“不智”，盖因“愚忠”所致。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，物极必反，此乃自然之理。岳飞因“忠”而陨，若非执着于此，历史或许将改写。忠诚固然可贵，但“愚忠”却足以误人。
忠于国家，乃公民天职，但忠诚的应是国而非施政不善的当权者。屈原的忠诚，固然如日月之明，但他所忠，不过是昏君楚怀王，这“愚忠”显然非智。在今日，更显得不合时宜。理智的忠诚，是“愚忠”的升华，是值得效仿推崇的美德，是为国为民的坚贞之品格。